7月3日，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涉嫌猥褻女童案件被曝光，引發社會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持續關注。有媒體稱之為中國版的“梅根案”，希望此次事件能夠推動未成年人被性侵從前期預防到后期處置的全方位法律機制的建立。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怎么形成合力，建立一道道防線，讓未成年人遠離性侵?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

　　“隱形案件”更應引起社會關注

　　記者：最近兒童性侵的輿情比較集中，尤其是王振華涉嫌猥褻女童案件，引發持續關注。您怎么看待?

　　佟麗華：上市公司原董事長猥褻女童案件引發了持續關注。上海警方能及時立案并發布消息，是應該肯定的。整個社會高度關注這個案件，或許是因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但更多性侵者身份普通、受害兒童身份普通的案件，卻遠遠沒能引起社會的關注，以致被害人要承受更多的苦難，這才是更讓人憤慨的。

　　我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現在未成年人性侵的案子比原來多了嗎?事實上，很難回答是多了還是少了。現在媒體發達了，性侵案很容易受到媒體關注。從司法機關來說，對這類問題更加重視。所以，我們通過媒體知道了比以前更多的類似案件，但在實際中，到底多了還是少了，我認為很難說。這是我想說的第一句話，是結論性意見。第二句話是，互聯網的發達讓這類問題更加復雜，網絡誘發了更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記者：怎么理解第二句話?

　　佟麗華：以前我們說預防，是告訴孩子要提防陌生人，避免受到意外侵害。但是，現在更困難了。因為原來陌生人你可能是看得到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孩子在手機、平板電腦上交友，父母根本不知道孩子在跟誰交流，所以說，“陌生人、壞人可能就在你的家里”。

　　之前提到性侵，一般關注的是身體接觸、線下的，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比如，兒童色情圖片的問題，互聯網上充斥著帶有性刺激、性誘惑的文字、圖片和視頻，這刺激了一些案件的發生。再比如，以互聯網為平臺的未成年人猥褻行為，網絡上日益常見的“文愛”“磕炮”，會在不見面的情況下對未成年人進行挑逗、猥褻和傷害，人并沒有見面，但是傷害行為已經發生了。

　　南京曾經判決的一起案件，罪犯打著招聘童星的旗號，誘騙被害未成年人通過視頻聊天裸體做出淫穢動作，共猥褻兒童31人;快速發展的互聯網平臺普遍缺乏未成年人保護相關機制，這大大增加了未成年人受到性引誘、猥褻甚至被強奸的機會。這些都給預防未成年人性侵事件發生增加了難度，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記者：比起上市公司原董事長猥褻女童案件，您更關注普通的此類案件，背后有什么原因嗎?

　　佟麗華：我國司法機關處理了一些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但是我認為，相當一部分未成年人強奸和猥褻案件沒有進入司法程序。不論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

　　我稱之為隱形案件，之所以出現這么多隱形案件，原因很多。未成年性侵案件有個特點：要么持續時間長，要么是同一個案件多人受到侵害。對已經進入司法審理的案件進行分析，我們會發現，很多案件是受一些偶發因素誘發，才導致案發。如果不是持續時間長，不是受害人數眾多，如果當時犯罪分子懸崖勒馬，這個案件就不會被發現。所以，這個特征值得警惕。

　　為什么盡早發現是難點

　　記者：也就是說，如何盡早發現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是個難點。原因是什么?

　　佟麗華：我們一直提倡及早發現兒童受到性侵的案件，但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一是孩子不懂，二是家長不想，三是有些基層司法機關不愿。

　　孩子不懂，是因為他們確實還小，有的即使到十歲左右，也不一定意識到，這就是受到傷害。至于父母為什么不愿意報案?怕給家庭、孩子的聲譽帶來影響。從基層司法機關來說，法律規定要有基本的證據公安機關才能立案，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的案件，往往都是熟人作案，孩子年齡小，哪懂得保存證據?立案難是處理這類案件的第一大難點。

　　這樣會帶來一個問題：延誤了取證的最佳時機，導致最后取證更加困難。這種局面助長了犯罪分子的氣焰。換句話來說，家長和孩子去報警的過程當中，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強有力的、來自公權力的支持，他們會感到沮喪和更加屈辱，沮喪的結果是更不想報案，這是個惡性循環。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強調對未成年受到性侵的案件，搜集證據的責任應該在司法機關。

　　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在修訂，我建議，未成年人保護法要明確規定，凡是接到兒童被性侵害的報案、控告、舉報的，公安機關不僅是及時受理，而且要馬上立案，立即開展刑事偵查工作。其實，在這一點上，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就做到了，但是在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上，這一點做得不夠。

　　所以說，這一類案件搜集、提供證據的責任應該在司法機關，而不應該在孩子。立案是刑事司法程序當中第一個重要關口。

　　對待性侵害未成年人，警惕兩種認識誤區

　　記者：您覺得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在對待性侵害未成年人事件上，有哪些態度要不得?

　　佟麗華：現在各種統計顯示，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中，70%左右是熟人作案，比如，家庭成員、親戚、朋友、鄰居等，另外還有一個群體是老師。我認為，現在有兩種態度要反對：

　　一種是當媒體報道一些發生在校園的性侵案件，甚至一些自媒體在妖魔化老師。我多次公開地表達過一個觀點：絕大多數老師是好的，絕大多數老師跟我們一樣痛恨這些害群之馬，希望嚴懲之。不能因為個別老師的違法犯罪行為，就對整個群體進行懷疑和非議。

　　另一種是有些教育行政部門、學校的負責人認為，這是極個別的案例，“我們這里不存在”。這種態度叫回避，當它不存在，但它是客觀存在的，全國哪個城市敢說沒有這樣的案件?回避本身也是一種可怕的態度，很多學校依然忌諱開展性教育，以致老師和學生都缺乏預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的意識和能力。

　　記者：這兩種態度會帶來怎樣的后果?

　　佟麗華：這兩種態度都是可怕的。在學生受到性侵尤其是一般的猥褻或性騷擾后，學校或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往往淡化處理，僅僅給予內部紀律處分或調到其他學校任教;不論是達到違法犯罪程度的強奸或猥褻案件，還是一般程度的對女學生的性騷擾，學校內部都缺乏有效的處理機制，以致舉報發生后，學校往往不知如何處置。

　　我舉個例子，報紙、電視天天在講，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關系，已構成強奸罪，奸淫幼女要按強奸罪從重處罰。當學校、教育行政部門接到這類案件的匯報、投訴以后，應當馬上鼓勵被害人去報案或者幫助報案，因為學校是沒有權力去調查刑事案件的，這是常識，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常識，我們甚至認為現在都不需要再普及了，但在實踐中依然存在問題。

　　兩三個月以前，我就關注過這樣一個案件。某個西部省份一位支教老師上課時，一名小學五年級的女生突然哭了。支教老師了解到，這個女生遭受長達4年的猥褻，而且受侵害的不止她一個人。校長開始還想調解此事，孩子父母起初因為支教老師帶著學生去報案，對老師態度特別不好，覺得她多管閑事，壞了聲譽。

　　從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角度來說，發生這樣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調查了，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因為這是嚴重的刑事犯罪。回避的態度導致很多教育行政部門和老師并不了解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不知道這一常識。

　　必須說明的一點是，調解本身可能構成犯罪——包庇罪，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中，也提出了教師是強制報告義務人。什么是強制報告義務人?就是你了解到學生遭受性侵的案件發生，你有義務及時向司法機關報案。換句話說，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該大張旗鼓地鼓勵老師及時報案。而在個別地方，對這樣的老師還存在非議。

　　記者：您還提出，大家應該達成一個共識：老師不能和中學生談戀愛，這個建議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佟麗華：這不僅可能侵害學生的權益，對老師也可能存在嚴重的刑事風險。《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的第21條明確規定：“對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我們知道，與不滿14歲的幼女發生關系的，按強奸罪論處。但是對于與已滿14歲不滿18歲的未成年女性發生關系的，只要此人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利用了其優勢地位，迫使未成年人與其發生關系，也按強奸罪定罪處罰。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老師如果跟未成年學生談戀愛，只要學生控告強奸，老師就將面臨嚴重的刑事風險，就這一點，我認為，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我建議大家達成一種共識，或者有個鮮明的政策：中小學老師不能與未成年學生談戀愛。

　　未成年人保護應該專業化

　　記者：您特別呼吁，在性侵害未成年人事件發生后，應該有第三方的專業人員介入，而不是苛求學校、老師或者家長?

　　佟麗華：不論是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還是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暴力或者其他嚴重侵害，都缺乏專業的社會力量給以支持。未成年人受到性侵主要是熟人作案，其中有些就是家庭成員的侵害，如果沒有第三方的專業社會力量給予支持，未成年人很難有效維權。

　　我們經常說，讓孩子找父母找老師，其實老師在這方面也不專業，父母也不專業。在整個教育系統當中，缺乏類似的第三方專業支持機構。當事情發生后，我們總在批評學校、批評老師，認為他們處理得不好。或者讓學生去把事情原委告訴老師、校長，告訴父母，但其實很多學生是羞于告訴熟人的。

　　我認為教育系統應該有一個未成年學生的法律幫助熱線，委托專業第三方機構來接聽。比如，每個省份有十名左右的律師，專門接聽熱線，全國也就300多名律師，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花小錢辦大事。讓每個學生進入校園后，當認為自己權利受到嚴重傷害時，有這樣一部熱線是專門為他們服務的。

　　第三方機構應該向教育行政部門及時報告學生權利受到嚴重傷害的案件，每個月向教育行政部門提交報告。第三方機構處理案件多了，就會更專業，在給老師、家長和學生開展培訓時就會講解得更加具體、可操作，就能更加有效地預防類似案件發生。這樣的第三方支持系統不會激化矛盾，只會及時幫助孩子維權，幫助學校及時處理各種案件，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對教育系統來說，這種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

　　現在迫切需要的不是對個案的熱烈討論，我們最缺的是每個學生都能接觸到的、及時有效的幫助機制。

　　記者：關于保護未成年人專業化方面，您也提到加強司法機關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化建設的問題。

　　佟麗華：對，包括機構專門化和人員的專業化。盡管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早就提出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設立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專門機構問題，但多年來發展并不順利。

　　讓人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設立了未成年人檢察廳，憂慮的是在司法改革的大潮下法院少年法庭被沖擊得七零八落，焦慮的是公安機關還沒有設立辦理未成年人案件專門機構。

　　所以，我建議明確要求公檢法單位設立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專門機構，加強對專門機構辦案人員的培訓，提升司法人員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的專業化水準，真正打造一支專業素質過硬的未成年人保護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隊伍。

　　我一直呼吁，希望公安部盡快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局，省、市、縣級公安部門都要建，這不僅對預防和辦理兒童性侵案件意義重大，對整個未成年人保護事業都意義重大。現在最高檢已經成立未成年人檢察廳，民政部成立了兒童福利局，這都是重大的進步。

　　未成年人性侵是一類非常復雜的案件，要提高基層司法人員保護未成年人的專業化程度。專業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導致“二次傷害”等新的問題。我看過一個案件的卷宗，被害人光處女膜鑒定就做了三次，她在這一過程中感受到的是什么?是屈辱。受到多次詢問、多次檢查，甚至被懷疑所受的傷害，這是可怕的。

　　有些地方已經在探索一次完成對受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詢問、身體檢查、證據提取等，比如，昆明市檢察院和當地的公安局試點“一站式取證”，這非常好。

　　從業限制應該怎么落地

　　記者：最近一個案子引發大家對從業限制問題的熱議。貴陽市觀山湖區一學校教師劉某林長期猥褻多名女生，讓人震驚的是，劉某林此前在另一個小學任教時就曾因強奸幼女獲刑7年。對于從業限制，您的建議是什么?

　　佟麗華：根據現在的法律規定，可以有從業3到5年的限制，我們已從立法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但是還沒有解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有效查詢的問題。比如，教育部門招人，怎么知道這個人是否有這樣的背景?現在最高檢已經著手建立性侵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這樣的信息查詢系統一定是全國聯網的，否則，不法分子容易異地逃竄作案。

　　凡是與兒童工作緊密聯系的單位或者相關職業，都應該實行從業限制。這不僅包括學校，還有教輔機構、兒童福利機構、少年宮等。不僅是老師，還有教練、保育員、保安、門衛、駕駛員等與兒童密切接觸的人員。那就得有一套便于查詢的制度。這涉及查詢權限的問題。

　　我個人是支持信息公開，但是從可操作性的角度來說，我建議分層公開。什么叫分層公開?第一個層面，對于偶發或情節輕微的性侵案件，罪犯列入從業禁止黑名單，這些信息只針對特定對象公開，比如與兒童相關的單位和職業，這叫部分公開。第二個層面，如果性侵多名未成年人或有其他惡劣的情節，或者判刑以后再次針對未成年人性侵，罪犯信息面向全社會公開。

　　社會上對此最大的爭議就是罪犯也有人權。分層公開有效借鑒了美國“梅根法案”，在保護兒童最大利益的這樣一個原則基礎上，也考慮了其他群體的權益。

　　給受傷害的孩子以有效的保護和后續的關懷

　　記者：家長怎么做好孩子的第一道防線?

　　佟麗華：第一點，不論家長、老師還是學生，開展有針對性的性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第二點，從家長的角度來說，要解決觀念的問題。如果孩子遭受性侵，最需要的是家長的支持，而不是埋怨、批評、責罵。有些父母認為孩子犯了很大的錯，敗壞了他們的名聲。這個時候孩子感受到的是來自家庭的巨大壓力。當然，在一個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時代，如何教育保護好孩子，這對所有家長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全國人大也在討論家庭教育法。從我實際接觸的父母來說，對這方面了解得很少，你說怎樣開展性教育?社會上已經有公益組織，譬如孫雪梅的“女童保護”項目，針對家長、老師、學生做防性侵的教育培訓，國家需要這樣的具體行動。

　　有人討論防性侵要不要進入課堂，我非常支持進入課堂。可以分學段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培訓。這是基本知識。

　　記者：您覺得在處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過程中，社會各方應該給予未成年人怎樣的人文關懷和后續保護?

　　佟麗華：孩子受到侵害后，往往要忍受來自家人、鄰居、同學等身邊人的歧視，似乎受到侵害的孩子做了錯事，以致要承受各種壓力;基本難以獲得有效民事賠償，有些案件法院判決賠償幾百元，但還難以得到執行;缺乏專業法律、社工、心理背景的人員對其提供幫助，以致有些孩子感到絕望，很多女孩受到侵害后，顯然從未接受任何有效的專業幫助。

　　我覺得社會首先應該做的是“有效保護隱私”。這個精神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的第13條里明確提出了：“辦案人員到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親屬、未成年證人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調查取證的，應當避免駕駛警車、穿著制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被害人身份、影響被害人名譽、隱私的方式。”再比如，有些媒體在報道此類案件時，不要有獵奇心理，注意保護好未成年人的隱私。再有，對教育行政部門來說，應該幫助協調被害人轉學，給予足夠的關懷。不管怎么說，讓孩子能感受到后續的保護，處理得當，家長的壓力也會小很多。

　　2018年10月，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了“一號檢察建議”，這是最高檢歷史上首份檢察建議書，針對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提出建議。今年，最高檢和教育部聯合組成督導組，督查“一號檢察建議”的落實落地。

　　國務院2017年發布的《關于加強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教育部門要健全學校對未成年學生權利的保護制度，對體罰、性騷擾、性侵害等侵害學生人身健康的違法犯罪行為，要建立零容忍制度”，但這樣的制度并未得到有效落實，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拿出實際的行動，我們路還有很長。

　　■新聞鏈接

　　國內相關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據了解，目前正在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補充了很多內容，包括監護人的職責、撤銷監護人的條件等。

　　《關于做好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見》 2013年9月，由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聯合發布，以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

　　《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這是我國保護兒童權利的標志性文件。《意見》首次明確“兒童利益優先”原則，這是在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律體系中首次明確該原則，應當被認為是未成年人保護理念層面的一個進步。

　　刑法廢除嫖宿幼女罪 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廢除了嫖宿幼女罪，有關嫖宿幼女的違法犯罪行為依據強奸罪的對應條款處理，而強奸幼女屬強奸罪從重處罰情節，最高可判死刑。彌補了過去“嫖宿幼女”“猥褻兒童”處罰偏輕的漏洞。

　　國內外治理探索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

　　浙江慈溪 慈溪市在我國內地最早探索以公開涉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人員信息的方式，對未成年人進行保護。2016年，浙江省慈溪市檢察院牽頭法院、公安、司法出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辦法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實施嚴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犯罪人員，在其刑滿釋放后或者假釋、緩刑期間，通過發文各單位的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渠道對其個人信息進行公開，方便公眾隨時查詢。

　　美國“梅根法案” 1994年，美國新澤西州7歲女孩梅根·康卡被鄰居綁架并奸殺，而這個鄰居曾兩度因猥褻兒童罪被判刑。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聯邦《梅根法案》，強制所有州制定法律，要求性侵犯假釋或刑滿出獄后，必須向警方登記住所，并公布給社區知悉。目前，美國約有35個州設立了性犯罪者的網絡名單，而且多數帶有照片。重復犯罪者不僅每90天必須去警察局報到一次，而且留了胡須或外貌上有任何改變，他們都要及時通知警察局。

　　從業限制制度

　　上海 2017年，上海閔行區檢察院與9個部門達成一致，啟動“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工作”。2019年4月，上海正式推出了覆蓋全市的行業禁止制度。上海市政法委等16家單位會簽并出臺了《關于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的意見》，除了對教師、醫生、教練、保育員等直接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工作人員進行審查外，還將保安、門衛、駕駛員等不具有特殊職責，但具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條件的其他工作人員納入適用對象。同時，這些行業的用人單位招募的志愿者在入職前也需要進行審查。

　　廣州 今年6月，廣州市檢察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據庫”正式上線。數據庫收錄了廣州市近3年性侵類、拐賣類等犯罪已決案件的信息。500多名有前科的人員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從事與教育相關的職業。

　　“一站式取證”

　　昆明 2017年年初，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多部門開展“未成年人綜合保護”試點項目，建設針對性侵害案件未成年受害人取證的保護中心，探索對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證”。保護中心一方面要一次性完成對性侵受害兒童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詢問、身體醫療檢查、傷情司法鑒定、生物檢材提取等工作，另一方面，兒童保護、青少年社會工作、心理、醫務等領域的專業人員對兒童做出快速評估、個案會商，為兒童及家庭制定個案方案，也為后續跟進工作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