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自2013年起多年持續負增長，給總體經濟增速加了一股下滑的壓力。能夠部分對沖增長下滑壓力的舉措有二，其一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二是提高勞動力質量。而要提高勞動力質量，除了需要不斷提高大中城市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包括職業教育的質量，還需要想辦法提高眾多農村與小城鎮教育的質量。

　　2300多年前的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已經認識到：“對年輕人的教育是一個國家的根基。”中國的先賢孔夫子不僅論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身體力行地推動教育。他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僅是對歷代學生的勉勵，也是對教育工作者的方向性指導。千百年來，貧寒子弟如果有良好教育機會，就能夠成為社會棟梁。可惜在亞洲，直到100多年前，接受好的教育也一直是社會中少數人的特權。即便孔子本人相信“有教無類”，也就是說他不排斥普及教育，甚至可能有實行平民教育的激情，但受制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技術手段，按今天的標準看，孔先生收的學生少得可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普及性教育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教育資源的分配與教育機會公平的愿景還有距離。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經費統計快報》統計，2018年我國教育經費投入了46135億元，比上年增長8.39%。誠然，以我國目前的財力，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能夠連續多年保持在GDP的4%以上，已屬不易。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各階段教育經費投入同比增長，尤其在學前教育領域增幅較大，而資金的落地和成效還不盡如人意。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教育上的一大成就是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在“量”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對義務教育提出了“質”的要求，將“均衡優質發展”作為下一個歷史任務。在中國人才戰略轉型的節點上，著眼于“質變”，義務教育亟待一次深刻的變革。

　　近年來，在政策、技術與市場的共同推進下，中國在線教育蓬勃發展，互聯網流量巨頭紛紛做起教育，并開創性地實踐了打通線上、線下教育資源的新模式。隨著大數據、物聯網、AR/VR等新技術層出不窮，傳統課堂自理念到過程歷經顛覆和嬗變。從MOOC、SPOC到翻轉課堂，新技術賦能新模式的探索，并重構教育體驗與教學思維。比如，一些基金會就致力于用互聯網技術縮短農村與大城市的教育差距。但是，技術革新并不直接帶來教育現代化，教育本身的內在邏輯遠比技術復雜。《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的戰略舉措之一，是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立多元參與的協同治理新機制。中國要發展教育事業仍需不忘“初心”，從“人”出發，遵循人本教育的規律。缺少理念、制度上的原生性變革，新技術和現代化裝備之于教育現代化只是隔靴搔癢，治標不治本。

　　知識鴻溝、技術鴻溝、產業鴻溝，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鴻溝。進入互聯網時代，數字化浪潮同樣席卷了傳統課堂。新科技也許能使教育更公平，但也可能使之更不公平。借助互聯網和新科技填平教育鴻溝，就需要一場從理念、內容、形式到社會組織的變革，需要在資源分配上向教育貧困地區傾斜。盡管國家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不斷加大，就農村及其他欠發達地區來說，學前教育仍需填補許多空白。除了生源不足，農村教育苦于資金匱乏、師資短缺、升學率低等問題，在教育現代化進程的尾端匍匐前行。

　　一些教育公益機構因地制宜地摸索新方法，成果喜人。社會公益力量雖然積極參與，但與龐大的需求相比，資金和人力仍然捉襟見肘。或許要在“自上而下”的現行方式以外，引入新的管理模式、新的合作伙伴，整合多邊資源，嘗試自下而上的原生性組織和變革，才能拓寬社會的教育視野，打開發展契機。而這一系列問題的落腳點，在于明確權責：教育變革和創新由誰來規劃、誰來實施、誰來監督和管理。因此，教育改革不是一次單槍匹馬的突圍，而是一個基于多邊“權益”的系列工程。家庭、企業、教育行業等社會各部分都持有“股份”，為國家的人才儲備共擔責任。我們需要用愛與熱情促進教育公平，而它們不單來自于社會公益。社會公平在急速發展的當今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不僅在物理空間，更是在心理、精神層面起著穩定、提升的作用。而以“人”為本的教育是從源頭上保障社會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隨著5G時代來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升級將進一步整合社會資源，推動社會公平。在可預見的未來，在線教育將和傳統課堂共同探索以人為本的教育，為教育事業開辟更大的發展空間。

　　(作者系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學術訪問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復旦金融評論”，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