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我國脫貧攻堅決勝之年。教育脫貧攻堅關系著“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底線目標，更關系著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長遠大計。由于疫情影響，貧困地區學校教學受到沖擊，學生厭學輟學等現象顯現，教育脫貧攻堅在時間和質量上的壓力陡增。為此，2020年4月，教育部召開未摘帽縣教育脫貧攻堅工作會議，明確把52個未摘帽貧困縣作為教育扶貧“主戰場”發起總攻，由部領導掛牌督戰和全覆蓋式調研指導，工作機制上壓實責任和嚴格考核，確保如期打贏教育脫貧攻堅戰。

　　52個未摘帽貧困縣的脫貧攻堅戰事關重大。自2015年我國打響脫貧攻堅戰以來，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至今已有94%成功脫貧。而今52個未摘帽貧困縣的脫貧，將是我國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的最后一步，也是我國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的最后一步。分布在云南、四川、寧夏等地的52個貧困縣，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難打的硬仗。

　　抗擊貧困“重癥”需要體系化手段。貧困具備代際傳遞性、文化傳遞性，時常爆發，難以根治。貧困即使被一時阻斷，隨時有再度出現的可能。貧困的頑疾在許多國家都難以幸免。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一以貫之的邏輯來抗擊貧困。比如，美國邏輯重視普惠措施、自下而上、個體自覺自愿、群眾自組織。眾多的資金投入卻沒能使美國貧困有效減少，受益人返貧現象突出。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式解決貧困等重大問題的邏輯則是自上而下，社會動員、精準幫扶、到點到人，層層監督、嚴格紀律，自愿與強制相結合。在這種邏輯下，中國整體貧困的解決至今為止只差一步。現在，教育部對52個貧困縣的掛牌督戰，精準施策阻斷教育貧困，正是中國式解決問題邏輯的顯現。我們堅信，中國能夠像阻斷新冠肺炎疫情一樣，在國際社會中率先完成阻斷教育貧困的任務。

　　為阻斷教育貧困，中國的教育脫貧攻堅工作在過去4年多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應當在52個未摘帽縣的主戰場中加以堅持。

　　堅持教育脫貧攻堅模式，意味著對我國反貧困歷史經驗事實的尊重。在780個摘帽貧困縣的教育脫貧攻堅經驗中，包含著直屬高校定點扶貧的盡銳出戰，推廣普通話脫貧的全面覆蓋，數據信息實時比對的精準控輟保學，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的持續進行，職業教育扶貧的有效開展，鄉村教師計劃和貧困學生資助的多點開花等。應當把既有經驗措施實施貫徹到底，讓這些有效的教育扶貧經驗形成合力，匯聚在對52個貧困縣的最后攻堅之中。

　　堅持教育脫貧攻堅模式，意味著貧困診療方案的不斷迭代完善。對52個貧困縣的攻堅，既是對既有方案的檢驗，又需要一定的創新。比如，大數據學生信息采集下的控輟保學工作能否更加精準，能否從輟學的事后識別轉向輟學的事前預防?職業教育扶貧工作能否更加有針對性，切實提升貧困人群的教育收益?高校定點扶貧能否由分散走向統籌，形成多個高校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來攻堅一地的扶貧合力?解決這些問題，應當把握住52個貧困縣的扶貧契機，迭代完善形成更為有效的體系化治療方案。

　　堅持教育脫貧攻堅模式，意味著未來要研制出擺脫貧困的教育“疫苗”。成功地預防返貧能阻斷新的貧困發生，這是貧困“疫苗”研發成功的標志。如果說脫貧攻堅戰的勝利，依靠的是組織動員戰，那么防止返貧、鞏固成果，預防新的貧困發生，則需要科學研究與制度體系建設。貧困發生、返貧的根源，既在貧困者個體，又在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未來的幫扶要從精準幫扶個體逐步轉向消除導致貧困的社會制度，建立起貧困者收益更多的“益貧式”制度體系，促進社會流動的制度體系，這無疑是未來治貧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