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依旧是马车的天下。如果当时有人预言机动车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马匹，一定会遭到众人的反驳甚至嘲笑。在最新出版的《书情书》的作者布克哈德·施皮南看来，与那些“太贵”“太危险”的现实因素相比，人们情感上的寄托或许才是种种抵触情绪产生的缘由——与同人类相伴了千百年的马匹相比，汽车只不过是一台没有光环，也没有任何神圣感的机器罢了。

　　然而，在今人眼里，十九世纪末大众对马的迷恋和忠诚是那么不可思议。如今，当机械化车辆“战胜”马匹，证明自己在生活和战争中的优势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同一个问题：现代发明能否代替人类的古老伙伴，并最终取代它的位置?

　　千百年来，书籍都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象征，代表着博学与美德。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壁上，一幅创作于11世纪的马赛克拼图充分说明了书籍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和妻子侧坐拱卫着耶稣，皇帝手里捧着一袋钱，而耶稣手中则握着一本书。

　　然而，时过境迁。互联网的出现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无论过去有着怎样的辉煌，身处当下这一巨变的时代，纸质书的未来正愈发显得不那么确定。图书版本学家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一书中认为，要更好地预见纸质书的未来，我们不仅需要认清书籍数字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障碍，还要超越书籍作为文本载体的价值，去它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其它东西中寻找答案。

　　电影《星球大战》中,绝地圣殿档案馆的空间与都柏林三一学院著名的长形阅览室十分相像，但里面的书籍却变成了存储电子信息的胶囊。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世界变成这般模样，又有哪些先决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中提出，首先，书籍的内容必须以数字的方式提供，而非纸上的文字。以目前的技术来看，要实现这一点并非难事。如今出版的图书在付印之前肯定都以某种电子文档的形式存在，即便是前人留下的大量印刷和文字遗产，也已经找到了全面数字化处理的可能性。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刚出现时，许多专家还预测这是一项绝无可能完成的工作。然而仅仅十多年后，谷歌公司就宣布了一项轰动世界的庞大计划——他们要与英美多家大型图书馆合作，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数百万册书籍的全部内容。这一计划显然威胁到出版业的商业模式和版权利益，但经济实力让谷歌的计划得以继续。

　　关于电子读物，版权或许是横亘在数字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过作为数字版权的先行者，音乐市场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前路虽有波折，冲突仍可调和。

　　与数字化的技术可行性相比，如何长期保存这些庞大又珍贵的电子信息或许是摆在科学家面前的更大难题。黏土板是人类最早用来长期记录信息的手段之一，尽管它能够承载的信息量相当有限，但一块黏土板流传数千年后仍能被人阅读。一本纸质书可以保存数百年，但电子媒体可能在短短的十年之后就难以读取。计算机硬件的日新月异，为电子媒体的使用寿命带来挑战。目前科学家在数字资料的保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卫·皮尔森看来，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好更稳定的解决方案。

　　此外，要真正实现实体书向电子出版过渡，用户接受度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而眼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在《书情书》中，即将迎来60岁生日的作者布克哈德·施皮南写道：“我很可能将在半纸质半数字化的文字世界里度过余生。我身边有许多人，他们坚决排斥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阅读篇幅较长的文章，特别是文学。在我的同龄人当中，这些人占大多数。但是我也认识这样一位同龄朋友，他告诉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用智能手机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方面，我迄今没有一台电子阅读器;但另一方面，从我入行成为作家那一天起，我的工作都是在电脑前完成的。”寥寥数语，或许是那些与纸质媒体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人如何适应时代潮流的最真实写照。毕竟，当一些人还在讨论用iPad、Kindle或其他电子设备读书是不是“总感觉不太对头”时，我们早已习惯了用电子邮件代替书信沟通，也早已习惯了通过手机屏幕读取新闻。

　　对那些在电子屏幕上初识文字的孩童来说，纸质书已经不再是他们阅读的入门工具，或许在他们的概念中，书籍本来就是一种电子产品。《星期日泰晤士报》早在2012年就有报道说，伦敦的一所学校通过为不喜爱读书的孩子提供纸质书的电子替代品，让他们成功爱上了阅读。老师们在采访中说：“我真的相信，如果每个孩子都有一个iPad或是Kindle，他们的识读水平会突飞猛进。他们只是不喜欢纸质的课本，大部分人都更喜欢通过屏幕阅读。”

　　如果技术层面的障碍终将消除，与屏幕相伴的孩童也终将成长为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那么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能阻止书籍的数字化进程?是人类的情感，还是书籍超越文本载体的价值所在?

　　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曾说，一本好书是“卓越思想者宝贵的生命之源，超越生命本身，值得永久保存并珍藏”。长久以来，书籍之所以受人尊重并不是作为实物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文本和思想。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中认为，如果书籍存在的理由纯粹是承载文本，那么它们的消亡指日可待。“我们需要认识到书籍的意义远大于此，否则，我们就可能集体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后期，新西兰书目学家唐·麦肯齐曾经提出过一套被称为“文本社会学”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书)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受此影响，许多当代学者不再只是关心书页上的文字，而开始关注书籍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包括封面、字体、配图等构成一本书籍的各个要素。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出版社的组织架构和书籍印刷方式的改变，封面设计变得尤为重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书籍护封出现之前，带有装饰的布面装帧是我们如今所知的各种封面图形设计的鼻祖。过去，护封一直被视作书籍之外的不值得保存的东西。然而，任何一个时期的护封都如同当时的艺术品一样，能够充分表达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文化取向。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封面(护封)进行排列，我们就会发现，公众对文本及作者的文化取向和态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

　　在一本书中，字体和排版的设计同样非常重要，它们形成了书籍的性格，却往往被我们忽略。事实上，印刷字体和封面一样，能够代表书籍所处的时代。最早的印刷书籍所使用的字体是对同时代的哥特式黑色手书字体的有意识复制，例如1454至1455年期间采用活字印刷术印刷的古腾堡《圣经》。待到机械化印刷时代的19世纪，无数华丽无比、充满实验性的字体直接影响着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印象。如今我们在书页和屏幕上时常看到的“泰晤士新罗马字体”，则是英国字体设计师斯坦利·莫里森在1932年为《泰晤士报》精心设计的产物。

　　自书籍诞生以来，其文字内容就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视觉辅助，后者可能是简单的页面边框，也可能是繁复的手绘插图。公元前12世纪的古埃及纸莎草卷被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插图书，而第一本带有插图的印刷书籍则要数出版于1461年的德文寓言集《宝石》。此后，不断翻新的技术使得在书页内大批量印刷图像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书籍打上时代的烙印。

　　中世纪的手抄书都是单本制作的，其中的插图大多是彩色。而到了手动操作印刷的年代，大规模的印刷反而使印制彩色插图不复可能，这一时期我们能够看到的彩色插图，也都是在黑白插图上手绘的产物。到了19世纪40年代，彩色石印术的发明让全彩插图印刷成为可能，这一技术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出版商和插画家大量使用。与此同时，摄影的发明还为人们带来了以照片为插图的书籍。抽象装饰同样能够增强书籍的视觉效果。精心设计的边框、首字母和花饰在中世纪的手抄书中被广泛使用，在整个手工印刷书籍时代也同样常见。它们直到19世纪依然流行，但如今，类似的装饰方法已不再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文字的载体在书籍印刷史上同样存在选择——尽管它们并不如封面、插画那般常见。15世纪印刷术发明之时，纸张早已是手抄书最普遍的载体，自然也成为大规模印刷的首选。然而，早期出版商在生产纸质书的同时还会付印一批更高质量的牛皮版本，为买家提供一种更加奢侈的选择。到了16世纪，使用这样奢侈的材料印刷已不太常见。19世纪之后，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一本用牛皮装订而成的书籍。

　　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中谈到的这些文本以外的书籍元素，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那么，回归到书籍的根本——“文字”本身，一本纸质书是否还拥有电子版本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相比数字时代“编辑”“保存”的干净利落，纸质媒介的勘误要复杂得多。一篇文稿从编辑到付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差错以及随之而来的修正，都可能带来同一版本书籍的个体多样性。譬如，在一批同时出版的书中，可能有几本没有插入勘误的页面;有几本中的错误没有修正;有几本的错误页没被取出;还有几本的勘误页和原页被装订到一起……从这些与文字勘误有关的错误中，我们或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改变，或可以窥见时局的风向转变。

　　1775年，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西部岛屿之旅》第一次付印时，有一段批评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教长和全体教士的文字，指责他们试图出售大教堂屋顶上的铅块。出于某些原因，这段言论很快被修改，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口气温和的文字。1932年，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斯坦布尔列车》在预发行时引起另一位英国作家普莱斯列的注意，格林借书中某个角色讽刺后者，普莱斯列威胁要提起诉讼。最终格林不得不做了修改，由出版社重新印刷发行。诸如此类的勘正，正是由于纸质书作为实体的特性，得以被今人所知。

　　许多世纪以来，书籍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直至19和20世纪，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同一版本的书与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走出印刷厂的书籍会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从那些标记、批注或藏书票中，我们可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也可以了解一本书可能产生的时代影响。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与“拥有者的印记”相关的案例——

　　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伦敦史家罗伯特·法比安在他所藏的《纽伦堡编年史》中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有关当时政府官员的记录，堪称他有关伦敦历史的个人百科全书;19世纪早期剑桥大学的学生沃尔特·特里维廉的一本笔记，向后人展示了当时的化学课是如何教授、如何学习的;17世纪早期的荷兰律师彼得·范·维恩将一本蒙田的《随笔集》送给儿子做礼物，并在书后写了整整一篇个人回忆录……

　　如果一本书曾经被某位名人收藏过，那么它极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窥探这些人心智及思维发展过程的窗口：我们之所以了解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对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评价，是因为布莱克在雷诺兹文集的标题页上留下这样的题字：“这个人是被雇来压制艺术的。”亨利八世的藏书有不少被大英图书馆收藏，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曾被亨利八世拿在手上，更因为他在一些与政治或道德有关的段落上做过的标记和评论，让人们得以捕捉他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态度。

　　最后，也是最让人惊叹的，是历史上纸质书不可或缺的装帧过程给后人留下的意想不到的遗产。

　　数百年来，书籍装帧作为一门手工工艺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可用于装帧的纸张、纸板和羊皮纸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价格昂贵。于是回收再利用就成为装帧师的工作常态，用过的校样、印坏的书页、多余的纸张，都可以成为装订新一代书籍的材料。它们有的被用作新书的扉页或是外层包装，有的被用作书脊的衬里，有的被粘压在一起制成封面和封底……在这些“废纸”中，书目学侦探们收获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发现——

　　在一本1630年左右的书籍装帧中，人们发现了17世纪早期一位书商的记录，其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另一出剧作《爱的功劳》。早有学者提出过莎翁曾写过对应《爱的徒劳》的另一剧本，这个发现显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虽然此剧的文本一直未被找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残片都如此重要。但试想一下，当你打开一本16世纪的书籍时还被“附赠”了12或13世纪的文学作品，是一件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

　　在对图书版本的历史经过细致考证之后，大卫·皮尔森发出这样的感慨：“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能预见到在未来社会，书籍(此处指纸质书。编者注)将不再是传播思想和信息的主要媒介。”的确，纸质书作为文本载体的存在价值在电子通信带来的益处面前如此不值一提，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作为实物的书籍有着超越文本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书籍成为历史”的说法是悲观的，但“历史”的含义同样也是积极的，它让人们认识到书籍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拥有值得保护和诠释的丰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