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省招生辦通報了2018級普通高中學生學業水平考試全省違規考生處理情況。全省共發現違紀舞弊考生69人，其中由省招辦通過網上巡查和評卷過程中發現并查實的違紀舞弊考生22人。河南對違紀舞弊考生作出取消其單科或全科的考試成績，并記入個人誠信檔案的處理。通報稱，希望各地引以為戒，在今后的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中，進一步加強對考生的誠信教育，采取有效措施，加強考試管理，促進考風考紀進一步好轉，確保考試公平公正、成績可信可用。

　　強化誠信考試，拒絕考試作弊，這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話題。很多年前，一些高校就加重了對考試作弊的處罰力度，將考試作弊與學生的學籍學歷學位掛鉤，由此還引發了一系列廣受關注的教育行政訴訟案例。懲治考試不端行為的目的在于維系社會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講，誠信考試建設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

　　社會建設向來離不開道德和法律。道德是內卷的，體現為人內心的確證;法律則是外化的，體現為具體化的、可預期的權利和義務。就治理考試作弊而言，法律層面的要求不可謂不重。比如，針對國家考試作弊的行為，我們甚至亮出了刑罰的利劍，規定在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將有可能構成重罪。至于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各類規范性文件，更是與日俱增。在道德層面，我們也從來沒有放棄教化之功，不管什么類型的學校，都已經把誠信考試作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融入課堂教學、綜合實踐、主題活動、考前教育等日常性教育活動之中。

　　事實上，與其他領域的社會治理一樣，治理考試作弊等不端行為本質上還是一個貓捉老鼠的游戲。在執紀和守紀之間，并不能時刻保持平衡。比如，技術的進步使得考試不端行為變得越來越隱蔽。相應地，讓這些劣跡曝光的成本也就變得越來越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從某種程度上講，要提升執紀的效益產出，自然需要不斷加碼違紀的成本，使之變成一種不可承受之重，從而自動產生震懾，形成阻滯效應。基于此，近年來，我們已嘗試著將經濟領域的征信溢出于社會建設的領域，通過打通信用信息的傳輸機制，觸發黑名單管理、聯合懲戒等措施，以達到擴大違法違紀后果的效應。前述河南省考試部門便是在取消違紀考生單科或全科的考試成績的同時，將有關失信記錄記入個人誠信檔案。

　　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信用工具是一種治理考試不端行為的巧辦法、好辦法、管用的辦法，但也要看到，法學界對信用工具的性質、界限等關鍵性問題尚存爭議。基于此，如何既對考試不端動真格，又始終不脫離于立德樹人的教育目標，是誠信考試體系建設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一方面，加大對考試不端行為的懲罰力度，使考生不敢作弊，仍將是一種趨勢。不過，當記入考生誠信檔案等信用歸集手段與未來對行為人主體實施差別化管理、啟動聯合懲戒相關聯時，有關負擔性義務的設定應當遵循比例原則，并賦予行為人必要的程序和實體權利。不僅如此，懲戒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為此，還應堅持懲戒與教育相結合，為記入誠信檔案設置必要的“洗白”期限。在這方面，人社部《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違紀違規行為處理規定》起到了示范作用，未來，應推進類似規定在其他考試領域制度化、規范化。

　　另一方面，記入考生誠信檔案等信用治理手段也可以理解為個人道德的某種外在評價機制，它使得更容易在熟人社會發揮作用的道德評價，通過征信的手段在陌生人社會得以外化，進而對行為人產生制約激勵。從這個意義上講，信用可以理解為一種個人紅利。良好的信用累積對于考生而言，將是一筆無形的財富。

　　因此，考紀教育不應只是單方面的“苦口婆心”、道德教化，也應通過“告知承諾”，在相當程度上滿足“后果可預期”的要求。“作弊風險高，后果須自負，承諾要兌現”，以此引導考生強化對自身主體責任的認知，誘發主動遵從，促使其不愿作弊，仍是實現治理的核心要義。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