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于北京市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將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這是省級層面規范細化未成年人法治保障的重要舉措，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和示范引領作用。

　　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權，打造未成年人法治保障的首善要求和首都樣板。2020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時，條文已經從原來的72條增加至132條，問題意識更加明顯，立法顆粒度更加飽滿。但即便如此，上位法側重于從全國層面為未成年人法律保護提供基本遵循和基礎框架，有關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政策和實效還需進一步結合地方特點予以規范細化。就此而言，北京市充分運用地方立法權，一方面在《條例》修訂過程中開展“實施性立法”，在國家立法“大而全”的事項范圍內挖掘地方“小而精”的題材，如細化未成年人保護法關于“提供必要的衛生保健條件”等原則式要求，使上位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強化“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按照“不抵觸”的立法要求，結合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的基礎條件，創造性地規定了“學校定期開展防治欺凌專項調查”等創新性制度，引領和推動地方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改革創新。

　　堅持“整體性政府”的原則，以“有為政府”推進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系統集成。《條例》注重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在橫向部門協同層面，以明確列舉的方式細致梳理涉及未成年人法律保護職責的有關政府部門，建立未成年人法律保護工作的協調機制，按照系統化設計、平臺化運作的方式，積蓄政府各部門之間整合發力的保護動能。在縱向層級聯動層面，明確規定建立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站。此外，進一步強化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協調聯動，在合理的范圍和程度內引導司法從末端糾紛解決向前端參與社會治理轉變。在政府救助和保障的傳統議題之外，進一步強化政府在未成年人法律保護方面的公共服務職能。例如，進一步提升對困境未成年人、殘疾未成年人的保障水平，強化特殊兒童融合教育發展等。

　　堅持家庭、學校、社會和市場主體的協同治理，激發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強大合力。在家庭和學校保護層面，明確提出“主體責任”以及“責任制”的概念，把家庭和學校依據有關教育法律規范所獲得的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權與其分內的任務、需要承擔的責任緊密結合起來，強化權責相統一、相適應。在社會主體參與保護的層面，不僅強化共青團、婦聯以及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傳統主體發揮職能作用，更是結合新時代社會發展條件，突出強調非政府組織、社會工作者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深度介入，做好家庭教育指導、心理輔導、康復救助和家庭監護能力評估、收養評估等專業工作，真正凸顯未成年人法律保護是全社會共同責任的理念。在有關市場主體落實未成年人法律保護責任方面，既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為市場主體在學校、幼兒園周邊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在向未成年人銷售商品、提供服務、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等方面規定一些必要的管制要求，確保未成年人優先保護原則得到落實。

　　堅持智慧化支撐，回答網絡時代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時代課題。網絡已深入融合到未成年人的生活，談網色變并非正確的態度，要充分結合網絡時代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新課題，采取應對性的舉措。為此，《條例》為網絡保護設立專章，在保護管理體制、機制等方面均體現與線下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諸多不同。一方面，在管理體制上，強化網信部門的牽頭作用，突出以網管網的要求，實現互聯網時代的對應性監管；另一方面，針對互聯網業態迭代迅速、監管層面存在“步速難題”的問題，《條例》并不采取命令控制的傳統思路，而是創造性提出網絡合規治理的制度要求，對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在防沉迷、個人信息保護、個性化推薦等方面提出監管目標，并通過建立內審制度等方式強化有關市場主體與監管者之間的合作治理，以更加符合技術條件的方式實現治理目標。

　　與其他領域一樣，未成年人保護在立法方面必須既保證中央的統一性，又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條例》的修訂，既是北京市用法治手段保護未成年人的成功案例，也將塑造北京市維系未成年人保護制度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各地有必要進一步結合地方特色，依循“需求—供給”的邏輯框架，加快地方立法步伐，以更加細化的制度規范撐起未成年人的法律保護之傘。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北京市法學會教育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