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在一个由速度构筑的世界，因技术的不断突破，无论是宏观世界的加速延展，还是量子世界的持续冲击，阅读业已成为一场相对于空间地理范畴上心灵拓展的精神游弋。哲学家韩炳哲曾经在《他者的消失》一书中谈论到“同质化”的问题，他认为：“同质化的恐怖正在席卷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质言之，无论是知识习得还是知识生产，都并未因现实“信息生产”的丰富而变得多样而丰富，这种与阅读私人性和个体化色彩相抵牾的现实，不得不让人们反思如何在当前普遍同质化的现实中保持住内心的独立。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书写一份具有私人性意义的阅读报告是十分有意义的，或者说在当前一个被媒介形塑的阅读时代里，突破“阅读茧房”是一个需要不断被重申的全新命题。
　　
　　一年来，在专业阅读领域，我始终处于一种持续性的“补课”状态，尤其是对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场，笔者以为急需一种研究方法的转向。比如近年来极为突出的文学文献学研究转向，曾祥金的重要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档案”路径》，以一种鲜明的文献学视角，向学界展现了当前文学档案学研究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全新意义。他认为，“现代文学档案文献具有原始性、限制性、颠覆性和关联性等特征”，并深刻地指出，这些文学档案“在发掘和抢救史料、还原作家面目与文学史真相以及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三个方面都有较大意义”。得益于他的关联研究，我也关注到易彬《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论衡》一书，该书分为新材料与新问题，版本与校勘，书信与日记，口述与年谱，期刊、选本与作品集及融合文献、文本和文学史视域的综合性研究等六个部分，可以说这是近年来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收获。
　　
　　此外，我也依旧在持续关注着文学制度与文学史方向的研究。在文学制度研究方面，王本朝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可以说是其中的典范性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问题，探讨了文学制度参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和作家作品的生产与生成问题。如王本朝所说，该书是“将文学制度作为方法，重新反思和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和生产过程，它不是作家、作品和读者，或媒介、社团、批评和奖励，某个单一因素产生的效果，制度研究不仅是视野或视角，也不仅是观念或方法，而是对文学要素的整合与重构”。换言之，王本朝是以文学制度研究作为方法，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立场，具体结合文学生产的社会语境，以一种超越文学独立和作家作品中心论的简单化思维和艺术特殊性眼光，借此形成文学研究的批判性话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制度作为自晚清以来伴随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现代化的过程，文学与社会发生互动关系的一种规范形式，探讨的是文学性、文学观念形成的生产方式和过程，文学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合谋与同构的话，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则探讨的是文学制度在当代中国的转型问题，探讨的是当代中国对文学所进行的重新定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构成的文学，其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重要位置，探讨的是从文学观念到语言形式，从作家创作、作品阐释到刊物传播、读者接受等被完全纳入一个计划的文学制度之中的问题。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两本专业性的文学制度研究大书，了解到文学是如何从现代过渡到当代的，文学又是如何在历史规约的变迁中和“一体化”的进程中成为今天“如其所是”的样貌的。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笔者则持续而反复地关注着洪子诚老师的研究，不断重返他的研究作品，如《材料与注释》《问题与方法》《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几乎被认为是当代文学史必读的一些书目。洪子诚老师的作品不仅确立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洪氏话语”和研究范式，也让人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方向和历史化意识。
　　
　　在文学作品方面，笔者今年在诗歌、小说和散文上都略有关注。诗歌领域青年诗人王彦山的最新诗集《独坐》是我的一个意外之喜。作为一个已经出版了四本诗集的诗人，王彦山的诗歌风格可以说日渐鲜明，他诗歌中潜藏的“古典精神”，不断外溢的现代性焦虑，以及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诗学传统”都标识着一个日益成熟的诗人形象。王彦山在《独坐》中所显示的是一个诗人对自我经验的回望，对故乡的谨守，对所生活的日常都市给予的现代性批判。
　　
　　与之相反的，房伟的《石头城》显示出了其敢于正视历史的胆识和为人民树立丰碑的勇气，他没有任何惧怕，没有在宏阔的历史面前显示出当代人的“书写焦虑”，尤其是在面对历史的严肃性、反思性与正当性问题上。作者不同于以往书写“南京抗战历史作品中所侧重于历史瞬时性的描绘、刻画单个或少数拯救者形象”，房伟更多的是“强调被历史与事件遮蔽的个体遭遇，借助一支童军团体抗争与一个家族的毁灭，从独特的生命体验、普遍的历史景象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以此来呈现出南京城历史创伤的背面。
　　
　　少数民族作家朝颜的最新散文集《古陂的舞者》则向读者呈现着她最新的生命经验和最近的生命思索，书中13篇长篇散文密集地编织了赣地非遗的人物群像，她欣然地在读者面前绘就了一幅赣地非遗的文化地形图：那里有延绵的山脉与河流，那里有故土熟稔的乡野记忆和真实的生命现场，那里有应然的愿景和必然的叹惋，那里有生命的被迫无奈和历史延续的无上荣光。朝颜的写作是从生命经验的乡野出发的，带着故土的问候和体温，她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了整个赣南，而非遗则成为她激活赣地经验、书写赣地文化的重要媒介物。它们作为一种在地性符号被编码进朝颜的写作进程当中，也正因为这些过去的“记忆”和媒介物才构筑了我们的身份意识，连通了作为族群认同的基因密码，让我们拥有了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的“文化记忆”。
　　
　　语文教育也是笔者一直关注的领域，在今年的阅读范围中有几本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的著作和教育叙事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其中有岳乃红的《走向深度阅读：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9讲》、朱胜阳的《写作照亮教育之路——一个草根语文教师的突围》和匡双林的《且读且写——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这三位教师把自己的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向读者呈现出了一种精神高蹈而又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活形态。当然也再度启示着广大的教师，唯有记录与学生的共同成长，唯有与学生一起进入文本、研究文本，唯有进行最广泛的阅读，唯有进行大量的反思性写作、研究性写作，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今年还读到了一本编辑出版领域的好书，书名为《湖南出版五先生》，该书让我领略到了独特的湖南出版现象，以蔡皋、锺叔河、唐浩明、唐俊荣、朱正为代表的湘湖出版人，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编辑功力嘉惠学林，他们的故事理应被更多爱书之人所知晓。
　　
　　阅读的显著标签理应是私人化和个体性的，它不仅彰显的是读书人的审美旨趣，如今更多了一重抵抗同质化侵扰的意味。
　　
　　（作者单位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