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來，我國學前教育進入了快車道，目前入園難問題有效緩解。但從總體上看，學前教育仍是教育體系的短板，主要體現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政策保障體系不完善。面對制約學前教育發展的突出問題，‘深化改革規范發展’這八個字含義深刻。”日前，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與發展研討會”上說。

　　前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發布，對新時代學前教育改革發展作出了頂層設計和系統謀劃。為貫徹落實好《若干意見》，北師大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了此次會議，與會專家學者圍繞財政體制、管理體制、辦園體制如何優化展開了研討。

　　財政體制：投入比例與機制尚需突破

　　近年來，我國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實現大幅度增長，2017年總投入為3255億元，比上年增長16.11%。但總體來說，經費投入現狀可以用“三個比較低”來概括：一是投入水平比較低，二是財政性投入占比比較低，三是財政投入中中央財政占比比較低。此外，在投入機制方面，各級學前教育生均撥款制度還不夠完善，省以下分擔機制還不夠明確，促進多元投入的機制還不夠健全。

　　《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健全經費投入長效機制，主要有三項措施：一是優化經費投入結構，逐步提高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和支出水平，中央財政繼續安排支持學前教育發展專項資金。二是健全學前教育成本分擔機制。三是完善學前教育資助制度。

　　“我們要堅持政府主導，建立公益普惠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那么，政府投入比例多大才能實現政府主導?這個錢投到什么地方去?在經費投入機制方面省級政府起什么作用?”北師大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袁連生連發三問。

　　袁連生進一步闡釋說，國際上一個大趨勢是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政府投入學前教育的比例在普遍提高，學前教育免費的國家在增多。我國強調政府主導，應該確定一個比例界限，還要明確是體現在主要投入到實現公益普惠辦園方向上，還是體現在《若干意見》提出的到2020年全國公辦園原則上達到50%這一辦園比例上。此外，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下，區縣的財政支出壓力很大，應明確實行省級統籌，適當增加和上移省級支出責任。

　　“從生均財政投入來看，相對于其他教育階段，學前階段最不均衡。核心問題是政府分擔比例過低，政府在某些特定幼兒園分擔比例過高，幼兒園保教費對于一部分家庭可負擔性有非常大的挑戰，越窮的孩子分擔比例越高。”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分享了一項研究，并提出目前的投入方式如果不改，投入更多的錢可能是在增大不公平。

　　管理體制：政府主導意識的落實需要支撐

　　針對我國學前教育監管體制機制不健全的現狀，《若干意見》提出，健全管理體制，認真落實國務院領導、省市統籌、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落實監管責任，建立健全教育部門主管、各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監管機制。

　　“政府主導是實現學前教育公益普惠的根本保障。”貴州省教育廳學前教育處處長謝旌深有體會地說，貴州省學前教育2011年后之所以能取得較大發展成效，關鍵在于政府重視。“我們要形成完善的體制機制，政府主導非常重要。政府主導不能只是喊口號，主導意識的落實需要幾個支撐：一是要配備足夠的監管隊伍，二是要用目標任務引導，三是要對各級政府督導。”

　　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管理專委會主任柳倩，考察了一個省的地方政府官員在學前教育發展這個板塊的考核指標。她觀察到兩種考核指標，第一種是由政府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牽頭的，考核對象是人民政府。第二種牽頭部門加了一個省委組織部，并說明評價結果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結果顯示，前者是部分達標，后者是全部達標。

　　“當我們把學前教育納入對政府和主要官員的考核時，尤其是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時，是不是可以產生更明顯的標尺效應?”柳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奕陽教育集團董事長張守禮看來，目前我國學前教育在管理體制上基本納入義務教育，政府主導、全面管控學前教育的時代已來臨。當前管理上的一個難點是，怎么升級完善現有的普惠性民辦園管理制度，促進非營利機制的發展。

　　辦園體制：理順管理關系明確類型概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辦園體制經歷了從“部門辦園與集體辦園‘兩條腿走路’”，到“以公辦園為骨干和示范，以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為主體，公辦與民辦、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相結合”，再到“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發展階段，由此形成了公辦園、公辦性質園、民辦園等不同類型的幼兒園。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相關規定，現有民辦園將進行非營利性民辦園或營利性民辦園分類登記。

　　為擴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若干意見》提出，大力發展公辦園。鼓勵支持街道、村集體、有實力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特別是普通高等學校舉辦公辦園。鼓勵社會力量辦園。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引導社會力量更多舉辦普惠性幼兒園。

　　“如果我們想實質性地解決學前教育普惠資源有效供給的問題，真正的抓手不在于投入的研究，而在于辦園體制的解決。”渤海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王東說，現有的辦園體制有些混亂，需要從法制上、管理體制上進行簡單化、清晰化的梳理，使得它們的性質、經費來源、管理模式得以明確并納入管理系統，而這正是建立有效學前教育供給體系的基礎性條件。

　　北師大中國民辦教育研究院院長周海濤發現，《若干意見》發布后，一些地方政府在民辦園的性質選擇上存在困惑，有的地方把普惠園等同非營利園，有的地方在非營利園里又分出非營利普惠園和非營利選擇園。因此，他建議對新政精準解讀和實施的過程中，要進一步捋順這些關系。

　　怎么理解營利園和非營利園?公辦園和公辦性質園怎么界定?公辦園是不是就是普惠的?“我們現在老是把收費當成判斷營利不營利、普惠不普惠的標準，這是有問題的。”北師大學前教育系教授馮曉霞說，現在大家普遍感覺收費低就是普惠的，這是兩回事，收費低也可以通過降低質量、克扣孩子伙食來營利。因此，政府對各種類型園的基本概念要有清晰的界定。

　　會議最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理事長龐麗娟教授，結合《若干意見》精神對與會者所討論的學前教育管理體制、財政體制和辦園體制進行小結性發言，強調了建立健全政策保障機制和學前教育立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