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教育大會以來，中央先后印發《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對新時代基礎教育改革作出了系統設計，標志著我國基礎教育邁入全面提高育人質量的新階段。

　　為落實三個文件和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精神，2019年基礎教育重大改革專題研討班近日在京舉行，來自全國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相關負責人交流了經驗，天津、河北、寧夏、山西晉中等13個單位相關負責人作了交流發言。

　　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消除大班額、完善控輟保學工作機制、深化義務教育階段招生改革、深入推動普通高中課程改革……從各地經驗中不難看出，解決基礎教育重點難點問題，除了深化改革，別無他法。

　　破解難題頑疾，回應群眾關切

　　義務教育招生入學，關系到教育公平的實現，也牽動著每個適齡少年兒童家長和社會各界的心。

　　面對擇校亂象，寧夏一步步織密政策網絡，2014年全面取消民辦中小學考試招生入學政策，取而代之的是電腦隨機派位加面談;2015年全面取消普通高中招生“三限”政策，實行“指標到校+擇優”錄取;2016年取消普通初中招收特長生政策，壓縮普通高中政策類招生比例;2018年全面清理、規范中考加分政策;2019年全面取消民辦中小學面談招生政策，報名人數超過招生計劃人數的，全部實施電腦隨機錄取，徹底斬斷了民辦初中招生利益鏈條……2018年，寧夏率先在西部省區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目標，免試就近入學基本實現全覆蓋。

　　江蘇把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免試入學作為重點，全力推進民辦校規范招生。經過近半年的治理，江蘇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免試入學基本到位，提前“掐尖”招生有了根本好轉。南京今年首次實行民辦小學網上報名，并“限報兩所學校”，與去年熱點民辦小學動輒四五千的報名人數相比，今年各熱點民辦小學報名人數有了大幅下降，全市報名熱點民辦校的人數由去年的5萬多人減少到今年的3.4萬人。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河南“大班額”問題曾在2013年達到頂峰。2014年，河南開始實施擴充城鎮義務教育資源五年計劃，截至今年6月底，河南累計投入近600億元，新建、改擴建學校3821所，新增城鎮義務教育學校學位262萬個，義務教育階段大班額、超大班額已由2013年的26.13%、12.42%下降至2018年底的13.01%、1.98%。

　　四川全省183個縣中有貧困縣88個，其中深度貧困縣45個，控輟保學工作面臨艱難現實。四川不斷完善體制機制，確立了45個縣為控輟保學重點監測縣，創新建設使用了民族地區控輟保學動態管理機制。同時，四川以改善辦學條件、完善學生資助體系、提升教育質量等為關鍵，不斷增強學校吸引力。去年以來，四川深度貧困地區共勸返7萬余名少年兒童入學復學，“進不來”“留不住”的問題得到有效遏制。

　　創新機制，敢于邁開步子走新路

　　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是解決入園難、入園貴的必由之路。天津積極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特別是在扶持普惠性民辦園的財政保障、人員培訓方面下大力氣。

　　天津建立了普惠性民辦園分等級補助機制，按等級分別給予2800—4400元生均年補助。“原來500元的補助只能用于辦園經費，但園長普遍反映，他們面臨的問題不在于硬件，而是怎么用比較高的待遇留住老師。”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說，此次調整后的補助，可用于包括提高教職工收入等維持幼兒園運轉、發展所需各項支出。

　　河北省教育廳巡視員李勝利介紹，河北在推動學前教育改革中著力破解體制機制障礙，重在補制度短板、堵監管漏洞，進一步健全學前教育政策保障體系。同時，河北明確小區配套幼兒園優先舉辦為公辦園，條件不具備的，委托辦成普惠性民辦園，不得辦成營利性民辦園。

　　河北在全國率先出臺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專項治理工作方案，強化了政府統籌，橫向上明確了教育、資源規劃、住建等部門職責，縱向壓實各級人員責任。經過階段治理，已有471所小區配套園與政府簽訂了回收協議，回收率達45%。

　　作為全國兩個省級家庭教育實驗區之一，山東不斷完善家校合作機制。山東在全省范圍內探索建立了政府統籌、部門協作、社會參與、學校主導、家庭主體的家校工作機制。目前，全省92.39%的中小學(幼兒園)成立了校、級、班三級家長委員會，并納入日常管理，依托中小學(幼兒園)設立了23989個家長學校(課堂)，中小學(幼兒園)覆蓋率達90.78%。

　　為讓德育工作“實”起來、“活”起來、“強”起來，福建出臺《關于整體推進大中小學德育一體化建設的實施意見》等系列文件，系統設計了中小學校德育工作的目標任務、內容形式和措施要求，形成了以思政課為核心，以語文、歷史為骨干，其他各門課為支撐的德育課程體系，并以勞動教育、養成教育、社會實踐為抓手，促進知行合一。

　　山西晉中抓住了中小學校長職級制改革這一牛鼻子，用兩年時間，取消了8所處級學校、34所科級學校的行政級別，摘掉了34名處級干部、382名科級干部的“官帽子”，克服了學校管理的行政化思維，實現了教育專家辦學治校的新突破。與之配套，晉中賦予校長學校內績效工資分配權等7項權利，特別是進一步實施中小學教師“縣管校聘”管理改革，促進了學校內部管理的深度變革。

　　深化改革，探尋教育質量提升的突破口

　　浙江在2012年全面啟動深化普通高中課程改革，中心思想即為“創造適合學生發展的教育”。

　　“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難啃的骨頭越來越多，新問題不斷涌現，我們開始醞釀普通高中分類辦學、特色化發展的改革內容。”韓平介紹，浙江準備在近期出臺《關于實施分類辦學促進普通高中學校多樣化特色發展的指導意見》，希望通過實施分類辦學改革，改變區域分層辦學的現狀，逐步形成區域支撐普通高中特色發展的分類辦學機制，區域內普通高中學校錯位發展，形成穩定獨特的辦學風格和較為成熟的特色課程體系。

　　“通過教育政策調整了教育關系、學校結構和師生關系，但課堂教學如果不發生改變，各項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比較空的。”上海市教委基礎教育處處長楊振峰說，上海自1988年推進“一期課改”以來，30多年始終堅持把立德樹人貫穿到日常教學，依托課程改革、教學改革，持續優化教學過程，不斷提升育人質量。

　　在推進課堂教學改革時，上海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門、高等院校、教研部門和基層學校的合作共同體，采取了明確要求、選點試驗、提煉規格、編制文本、推廣應用的運作機制，確保相應要求在合規、科學的同時，更具可操作性。

　　廣東狠抓基礎教育和信息化融合發展的頂層設計、路徑設計，從新學校、新課程、新課堂、新評價等8個方面著手，積極構建“廣東新時代新教育”體系。為此，廣東制定了《關于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構建廣東基礎教育新生態的指導意見》，聚焦體制機制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教育供給側改革、教育治理體系改革，提出了15條改革舉措，以教育信息化為引領，系統推進基礎教育綜合改革。

　　為提升信息化的整體水平，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安徽把推進智慧學校建設作為突破口。

　　“智慧學校與教育信息化1.0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基于伴隨式數據收集、大數據分析、個性化診斷、智能化推送，讓傳統的因材施教插上現代化的翅膀。”安徽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鄔平川說。

　　安徽把智慧學校建設的重點落在了基礎教育，尤其是鄉村中小學上，確定將于2019年完成50%的貧困地區教學點智慧課堂、16%的鄉村中小學智慧學校建設任務，建設1017個教學點智慧課堂和1131所鄉村智慧學校，并列為省政府重點工作，納入省民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