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包括美容師、面點師、車工、汽車維修工、人力資源管理師等在內的涉及185個職業的74項職業資格，全部取消國家認證，改由企業或第三方機構來評定。近年來，國家共取消了434項職業資格，技能人員職業資格僅剩81項被編入國家目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這一舉措在社會各界尤其是職業教育領域引起熱議。有的表示贊成，認為這是國家對職業教育頂層設計的戰略之舉，也是政府職能轉變、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能人才培養使用機制的一場革命，有利于破除對技能人才成長和弘揚工匠精神的制約，促進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有的擔憂：長期以來，職業資格由各級人社部門及職業院校認證，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職業資格證書的規范性，交給企業或第三方機構來評定靠譜嗎?

　　從歷史的角度看，職業資格由國家認證改為企業或第三方認證，是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從1994年開始推行國家職業資格認證制度，迄今為止已實施了20多年。長期以來，這項制度在規范行業發展、企業用工、人才培養規格、新增勞動力準入資格等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來臨，原有的職業崗位對從業人員的技術技能要求發生了很大變化，與此同時，新經濟、新工種、新業態、新技術、新崗位不斷涌現，原有相對固化的職業資格認證機制面對復雜多變的“職業”“工種”“技術技能”等已出現嚴重滯后現象，顯露出諸多弊端，如相當一部分職業資格證書與實際能力形成“兩張皮”，尤其是職業資格認證標準與行業企業崗位實際用工及考核標準嚴重脫節，使得一大批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因為無法獲取“官方證書”而被邊緣化。很顯然，此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技術技能人才的成長與發展。

　　從常識的角度看，由企業或第三方機構認證職業資格是技能人才培養使用的一種回歸。正如學生完成了規定學業學校即可頒發畢業文憑一樣，從業人員在某一崗位上的技術技能熟練程度及等級水平理所當然地應該由企業來鑒定、認證，企業暫時不具備認證條件的，可由第三方機構來認證。一個典型例證是，杭州市有20名“藍騎士”近日通過企業組織的培訓考試，獲得全國首批“網約配送員”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得以享受政府培訓補貼、杭州市積分落戶加分和個人所得稅專項抵扣等人才政策。人社部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國已有3700余家企業、近900家社會培訓評價組織完成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備案，近百萬名技能勞動者經認定合格后取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

　　從職業教育的角度看，由企業或第三方機構認證職業資格，是職業教育機制體制創新的重要舉措。職業教育是一種開放的教育，跨越了職業與教育、企業和學校、工作與學習等多個界域。正是這種跨界特性，確立了職業教育是一種類型教育而非層次教育。然而，無論是跨界教育還是類型教育，都需要在體制機制方面作出制度安排。筆者認為，將職業資格認證與政府脫鉤，與職業院校的學歷教育相分離，是抓住了職業教育機制體制創新的“牛鼻子”。其意義在于：促進政府職能轉變，讓人社部門及教育行政部門從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從而更好地行使依法監督、宏觀規劃的職能;發證不發證，由企業說了算，這種新格局倒逼職業院校切實轉變觀念，真正地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化“三教”改革，落實校企協同育人，從根本上激發職業院校的創新活力。

　　(作者系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