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除了实体经济，以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快速发展的新一代技术，会给教育带来哪些改变，又带来哪些挑战?怎样才能扬长避短，使技术进步与教育发展和谐共振?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记者专访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系主任钟柏昌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余清臣教授。

　　为什么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较慢较小

　　记者：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生前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事实上，信息技术目前已深刻影响了教育的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认，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要慢一些、小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余清臣：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但多是在技术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而教育世界有着太多超过技术因素的其他核心方面。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确实有很多技术推动了教育发展，如印刷术的发展就改变了教育发展的规模和质量，但并不是所有对其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都能真正深度改变教育。立足教育来看，教育本身需要一个适度慢于新技术开发的节奏，急切引入新技术可能会带来风险，因此需要对新技术和新产品建立起相应的教育准入机制。

　　钟柏昌：在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往往是替代性的，如自动化批改作业替代教师的工作等。然而，这些“替代”就目前而言仍处于“初级工具化”的应用层次，因为教师立德树人的本质功能是目前所有技术都无法替代的。立德树人的核心是对学生精神和认知层面的塑造，但人类目前还不能设计出具有人类情感、独立意识、选择自由和独立承担责任的智能机器。尽管有些人工智能也有“意识”，也能反映、感想、反思和决定，但不能想象和共情，并且它的感想、反映、反思和决定也不如人类。这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教师的根本原因，也是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要慢一些、小一些的内在逻辑。

　　记者：从技术进步对教育的影响来看，是改变了教育的要素，还是重构了教育的系统?技术对教育的影响，能否重塑甚至转变教育本质?

　　钟柏昌：根据一般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由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假若技术进步能够改变教育的要素，那么就具备了重构教育系统的重要前提。在这些教育要素当中，教育数据是核心的教育资产。通过广泛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围绕教育数据的获取、加工与利用，可以改变教育要素之间的各种结构关系，从而创新教育活动的目标定位、内容构成、教学样态、学习方式和评价手段等，如是，可以说技术重构了教育系统。

　　尽管在技术重构教育系统的过程中，技术可能改变教育的要素和系统，但并不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本质。教育始终是面向全人发展的富有德性的活动，是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的活动。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具备完全道德主体的水平，才能说它具备了改造教育本质的资格。

　　余清臣：技术最初介入到教育领域的时候，更可能是从改变某个教育要素入手。但随着在应用中不断积累对教育组织性、社会性、文化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有些技术就有着重构教育系统的可能。如果作用通畅和持久，特定教育技术确实会重塑教育的整体形态，包括影响教育的目的、形式和动力等本质性因素。但是，大规模深度影响教育，基本上都是技术努力叠加政治努力、经济努力、文化努力、社会关系建构努力和人类思维升级努力之后才能实现。

　　教育技术能否实现更温情更人性化

　　记者：有人认为，教育技术是冷冰冰、缺乏人文关怀的。但也有人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可以使关照每个学生成为可能，是人性化的。对此，您怎么看?

　　钟柏昌：随着自适应技术和情感计算的成熟，技术的“冷酷”印象将会得到较大改观。如情感脑机接口通过机器与人脑直接连接来识别和调控情感状态，进而实现非侵入式的情感状态测量和互动;又如大数据心理画像技术，可以直指用户心理和人格，开展“随风潜入夜”式的宣传教育。然而，即便技术不再那么“冷冰冰”，但要具备人文关怀功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文关怀通常是显性道德主体或完全道德主体所具有的功能，是道德主体主动地对教育对象的心理呵护，至少需要智能机器具备共情的能力。就目前阶段而言，所谓技术的人文关怀，主要是人类将自身的人文关怀意向强制性地“输入”智能机器，是单向度的诉求，就结果而言，很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余清臣：教育的人文关怀是否能够通过使用技术来实现或保障，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技术本身的功能特点，二是对技术的使用方式。虽然也有人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但是技术是有特点的，有些技术确实更倾向放大冷冰冰的倾向和影响力。因此，教育的人文关怀应该是选择在教育中调用何种技术的重要起点。需要注意的是，同样一种技术也会因使用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效果。例如，如果把人的人格测试作为一种技术，没有任何限制的随意测试与结果公开，可能是一种冷酷的行为，但是作了合理限制的测试和结果应用，可能是一种温情的行动。

　　记者：在技术工具论者看来，技术只是提高教育效率和教育质量的手段和工具。而技术本体论者则认为，技术是教学环境的建构体，不同的技术构成不同的教学环境，师生的行为方式也会因此而不同。对此，您的看法是?

　　钟柏昌：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只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本身不负载人类价值，这种观点割裂了技术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实际上，技术工具中往往包含了设计者的价值取向、目的和意图，并非价值中立。为此，技术建构论认为，工具属性是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社会文化属性则是技术的本质和重要方面。这就是技术的“两重性”，意味着技术是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共谋”。技术本体论则认为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应该成为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塑造教育的主体之一，尤其在教育环境的建构方面大有作为。

　　余清臣：当技术的功用越来越大的时候，技术当然也就有构成一部分本体的可能。随着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技术对于教育世界影响的范围和深度都会显现出来，也就支持了“技术重塑教育本体”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很多方面的改变虽然有着或明显或深刻的“技术”印记，但很难说教育环境只是由技术方面的力量来建构。

　　教育技术研发需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记者：教育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不仅要遵循技术的发展规律，更应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要符合教育本质的要求。否则，不仅会阻碍教育技术的进步，还可能使教育偏离其本质。在教育技术的研发使用过程中，怎样才能更好地兼顾技术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余清臣：教育技术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但这既涉及“教育发展规律”如何定位，也涉及教育技术研发和使用的成效如何认定。教育技术研发和使用具有不确定性，而人类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需要区分实验探索和普及推广，要心怀善意地直面不确定性的实验探索，审慎地将实验探索结果进行普及推广。

　　钟柏昌：教育技术产品的研发，不仅要兼顾技术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实现合目的性和合价值性的统一，还要遵循一些重要的原则，规范教育技术的发展。

　　首先，要减少技术的“冷酷”印象，这需要引发人对技术的共情。教育智能产品的开发需要遵循情感设计原则，并将情感因素的渗透作为教育技术产品评价因素。

　　其次，教育技术产品应遵循“友好教育技术”的基本开发原则，只有符合用户需求和具备友好用户体验的教育技术产品才可能像黑板、粉笔一样成为教师上手的工具和透明的技术。

　　再其次，技术建构论表明教育技术与师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构建和相互规定的，这种互动性导致了教育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除了实时的当下评估，对教育技术产品还应遵循远景评估原则，从可预计的角度审视这种技术可能引发的长期后果或风险。

　　最后，为了避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在教育技术产品的研发与应用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与张力，才能在引导技术发挥其工具效用的同时，保障其不发生较大的价值偏离，尤其对于智能程度比较高的现代教育技术产品，还应该遵循“有道德的教育人工智能”开发原则。如在设计之初把符合价值理性的道德规范，嵌入到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设计标准和设计环节中，实施智能产品研发的问责制，提倡设计者的“负责任创新”。

　　怎样把握好使用教育技术的度

　　记者：随着现代技术在教育中应用不断深入，现代技术引发的教育问题越发显现出来。有技术悲观论者认为，现代技术导致了中小学生网瘾和电玩病等教育问题，在教育中大量使用现代技术也会降低师生的创造性、影响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怎样才能有效避免这种现象?怎样才能把握好使用教育技术的度?

　　余清臣：在今天的教育发展中，人类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应该越来越得到开发和重视，人类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克服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发展到今天。就教育中出现的技术影响来说，可以从特定技术内涵、特定技术使用方式、教育发展核心需求、人类发展可以承接的挑战等方面来进行剖析。比如，网瘾和电玩病的出现，是因为采用了什么技术，这类技术会放大什么倾向和行为?导致网瘾和电玩病问题的技术使用方式是否合理?对学生的引导是否到位?今天的教育工作不能笼统化地思考和行动，应该关注具体和精准之处的教育行动，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多探索。

　　钟柏昌：如同其他技术的发展一样，教育技术发展的出发点总体来说是价值理性的，即通过教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实现教育的提质增效，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教育技术的具体运作逻辑往往走向工具理性，背离了价值理性，即通过不断地计算和技术更新，学校和教师实现了精准教学和教育效率的提升，却忽略了为什么运用技术的价值初衷。如果我们只看到了教育技术的工具效用，那么就容易陷入乐观论。如果我们只看到了教育技术的价值背离，那么必然导致悲观论。

　　毋庸置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发展，必定可以作为教育提质增效之“利器”，但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按照技术建构论的观点，技术究竟是福还是祸，取决于技术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双向建构。这种双向建构通常需要经历一个比较激烈的斗争才可能进入稳定的状态。未成年用户通常会因为技术的吸引力而丧失分辨和自控能力，因此，家长、教师等成人的科学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同样的逻辑，如果由于使用现代技术降低了师生的创造性、影响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那主要的责任可能在于教师“忘记”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或教育的本质。

　　因此，将技术应用于教育时，需审慎设计信息化建设方案和教学方案，尤其需要提升师生整体的数字素养，要让每个孩子都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数字资源支持学习，如何减少数字设备使用带来的身心安全风险和时间浪费，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