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对教育领域产生了系统、深刻、持久的影响，同时也对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新挑战。日前，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的领导和支持下，首都师范大学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共同举办了“疫情下的教育治理：问题聚焦与政策应对”线上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达成共识：必须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来提升治理能力。

　　后疫情时代，教育治理如何进行改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从公民受教育权的视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生态平衡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权利和教育选择权的关系，引发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博弈，如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市场出现的无序现象。教育治理必须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统筹社会各种资源支持，推动形成矛盾自我化解机制，激发教育治理活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孟繁华认为，后疫情时代更需要关注疫情期间学习生活对师生的深远影响。“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在促进在线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人格与心智的迅速成长，因此，后疫情时代教育治理的核心要义就是多元主体、平等协商。”

　　“在后疫情时代，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调动学生和教师两大主体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朱永新说。

　　“重建”一词，是与会专家学者使用的高频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范国睿认为，教育治理变革应基于智能治理，重点建设适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在线教育资源和教育体系;针对偏远农村地区加强资源建设和技术规范建设;加强线上线下融合的课堂治理;促进教育与智能企业最紧密的合作;重建社会教育系统，重构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教育的模式。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则是从现行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角度，对重建中三大主体的教育公平角色进行了“定位”：政府依然为最主要的责任主体，在立法和相关制度建设中增加突发事件应对的规范、机制和举措;学校应当有所作为，公开与共享教学资源;社会力量及时补位，弥合政府缺陷。

　　为提高教育系统效率和效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余胜泉提出的“重建”建议是：大幅度推进智能技术深度应用，深化社会分工，使教育服务的供给方式体现出更为优质的多人协同和人机协同。

　　而安徽大学教授程雁雷则建议，通过“一揽子”修法，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应急管理条款，明确各级各类教育的应急管理责任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应急救援指挥体系、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法规预案标准体系、公民安全教育体系。

　　“转型”则是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中的另一高频词。在疫情背景下，教育治理面临公共问题跨域化愈发明显、组织间功能差异及依赖性日益增加、治理对象与目标的复杂性高于治理工具和手段的复杂性等挑战，地方教育治理模式和格局亟须转型。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爽认为，在地方治理中，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公共治理等三种模式复杂交织，每种模式都存在失灵的风险，单一哪种模式都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疫情下北京市学校治理现状的调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东发现：“北京市学校普遍建立了统一防控体系，疫情期间学校的运行是在外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实现的，政府、企业、家庭和社区为学校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从治理角度看，政府的宏观指导和统一布置作用突出，但学校间的既有差异具有叠加效应，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学校在疫情应对水平上仍存在差异。

　　对此，张爽认为，地方教育治理的可行性框架是：政府教育元治理—不同治理机制与规制的兼容—价值观的坚守践行与信任体系的建构—法律法规的增权以及战略管理等。

　　而在地方教育治理格局转型方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田汉族则运用“善治、共治、法治、精治”理论框架，通过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总结了北京市的教育治理经验，其对未来首都教育治理的启示意义是：牢牢把握教育治理的目标和治理规律，努力形成多元共治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有效提升跨部门跨组织协同治理效能;不断提高依法治教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基层教育治理效能;逐步提升教育数字化治理水平。

　　全国300余名专家学者、教师和学生参与线上讨论，为推进应对疫情的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言献策。